陈宝琛为林炳章东游日记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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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名人日记为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留下了重要史料，仅有书可查的便有三四百部，而关于“东游”“日本”就有三四十本。其中《癸卯东游日记》便是当时国人了解学习日本的重要资料。为后人所熟知的是，该日记是状元实业家张謇于1903年应邀参加日本大阪博览会时写下的考察记录。这本日记对日本工、农、商、学、兵、政均有论述，其认为日本近世发达之原因，首在教育，其次工业，“然则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而非广兴实业”。但鲜有人知的是，近代侯官人林炳章在同年游历日本后也写过一本同名日记，其中关于实业与教育等观点，与张书不谋而合。
林炳章，福建侯官人，字惠亭，为林则徐曾孙、陈宝琛之婿。林炳章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授翰林院编修。曾奉命回闽考察宪政，协助陈宝琛办学，并任福建高等学堂监督、“去毒社”社长等职位。民国成立后，就任福建军政府盐政监督、财政厅厅长、闽海关监督等职。
从林炳章的生平可以看出，他身处于新旧交加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甲午战后，列强瓜分狂潮让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挤压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在此背景下，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渴望通过创办实业、振兴工商来挽救国家。林炳章就是当时实业救国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林炳章是如何从大清官员转身投入实业浪潮的呢？我们可从他的《癸卯东游日记》说起。
林炳章日记名为“东游”，实际上他的出游却是始于“南洋”。1902年，华侨领袖黄乃裳回国招农，林炳章便欲借此机会出国游历以增长见闻。同年，林炳章跟随黄乃裳到南洋考察开发垦地的情况。日记开篇即说到，林炳章对南洋华人工商业蓬勃发展的景象深感欣慰，“见其善于殖民，雄于商战，喜吾海外民族兴盛之可期，而悼宗国羁縻之无术”。百闻不如一见，他认识到要通过“商战”和发展实业，才能实现国家富强。
也正是南洋考察之旅，让林炳章愈加想要走出国门。1903年，林炳章受日本大阪博览会之邀，同时也应陈宝琛嘱托为福州师范学堂考察日本教育并聘请教员，旋即开启了历时两个月的日本“东游”之行。其间，林炳章参观了博览会，考察了日本幼稚园、中小学校、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等教育机构，同时还考察了博物馆、图书馆、印刷局、官报局、陆军参谋部、士官学校等机构的情况，意识到中国兵力之弱在于“国不爱兵，兵亦不爱国，人皆轻武，武亦恒自轻勇者”。接着，他指出中国之富强的关键，“中国今日强必自教育始，富必自实业始，自余皆末也”。这与张謇不谋而合。自此之后，开设工厂兴实业之先，创办学校以培育实业人才，实业救国便是林炳章的人生目标。
电灯是电气时代的典型成就，林炳章首先通过“电灯”点亮了福州的实业道路。中国人最开始投资电灯事业的是1890年以黄秉常为首的华侨资本组成的广州电灯公司，福建最早的电灯厂则是1900年孙逊集资万两创办厦门电灯厂。1901年《时报》曾有报道，“闻厦门某巨商以福州各处行店多用洋油，致遭火患，拟集股向福州创设电气灯公司一所……据言该电灯每夜点至十二点钟止，较点洋油价不过略昂少许”。可见当时已有商人欲在福州开设电灯厂，但均未成功。
林炳章在日本参加大阪博览会时曾见识到电灯对于照明颇有好处。1903年7月22日，他在参观工业、商业二馆后，天已微黑，然“范场万灯如昼，表里通明，喷水亭内更以五色电环绕其中，望之如天半彩虹，发人遐想”。又鉴于福州因使用油灯而经常酿成火灾，1906年林炳章在苍霞洲银元南局创设福州电灯公司。这便是福州第一个新式的电灯公司。
为了募集资金，林炳章曾与商务总会的诸人协商，提出“仿照浙江铁路公司办法，分为整股零股二种”的办法，可惜最后因为资金等问题，电灯厂未坚持多久便停办。虽然电灯厂创办失败了，但林炳章开辟了福州人自己开办电灯事业的先路，为后来者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例如1911年，有着“电光刘”之称的刘氏家族中的刘崇伟联合福州名流林长民等七家股东开设了“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发展规模大，成为刘氏家族的核心企业。
林炳章创办实业不仅“福州第一”，更创下过“中国第一”。当时随着民族意识的日益增强，国人不仅兴办实业，而且多次掀起“抵制外货，提倡国货”运动。在福州抵制日货风潮甚烈的背景下，怀抱“实业救国”宏愿的林炳章便与陈培锟及福州巨商集资在夏道建立了福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任命其留学日本化工专业的弟弟林恩溥为董事，先是开设酒精厂，而后增加制革厂。
福建实业公司酒精厂便是国人开办的第一个酒精厂，“实为吾国破天荒之举”。在此之前，中国的酒精绝大部分都是自外国进口。而国内的工业化生产酒精技术也都掌握在少数的外国人工厂中，仅有1906年俄国人在哈尔滨、波兰人在阿城开办的酒精厂。现代生物学家先驱谭熙鸿曾说道，“吾国战前，每年酒精输入量约五百万加伦，国人自制酒精，尚以民国九年（1920年）设立之福建实业公司酒精工厂为最早，继起者有民国十一年（1922年）之山东溥益酒精厂”。福建实业公司先后在福州、闽清、建瓯等地建设酒精厂，利用氧化法“创制无水酒精与纯粹酒精两项货品”。但这些酒精厂因成本太高，难以与进口酒精竞争，最后倒闭。
由上观之，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商业长期受到外资排挤，难以发展。故，近代中国实业之展开一直都承载着“救亡图存”的家国情怀，因此林炳章兴办实业也就打上了深深的爱国烙印。民国后，在实业浪潮下，成立了许多以“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为宗旨的实业团体。而林炳章开办电灯厂和实业公司，其意图也都是以期“分洋人之利，以保国权”。在开设电灯厂时，林炳章曾公开招股十万，以购置电灯与发电机。他将股票分成四份，“官二成，商二成，铜元局机匠二成，民间二成”，不收外国资本以免股权被控制，即“股票自开办之日起，周年付息八厘，不收洋股，以免利源外溢”。
除此之外，在保护矿权方面，林炳章也作出了他的努力。中日甲午战后，福建沦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对福建的路矿权一直虎视眈眈，采取各种方法进入矿产地区进行勘探和申办公司。1903年8月，日本驻华公使日内田康哉向清政府提交照会，称：“照得兹有本国人拟在福建省龙岩州一带地方，与中国人合伙开矿，不日转派人员来京，禀明一切。”1916年4月16日，福建督军李厚军任命林炳章为福建省财政厅长。此时矿务为财政厅管辖，林炳章深知“实业之中，收效最宏，致富最易的，莫如开矿”的道理，遂计划开采矿产增加财政收入，以抵制日本侵占福建矿权的企图。
他上任后，便派梁津、陆钦颐两位技术员赴各县勘察，进行实地试验。同时通过印刷矿例、绘制矿图分给矿业界等方式，提倡、鼓励国人自己办理矿务。林炳章下令编辑《福建矿务志略》一书，全面汇总了福建矿产资源，还编印了福建省地质图和矿产图。“其编述大旨，欲使已开各矿日形畅旺，未开各矿次第朝廷，洵足以提倡国民，引起资本家之注意”，希望通过兴盛福建的矿业，使之“数年或十数年以后，闽省矿业或能渐次发达，收天地自然之美利，绝外人窥伺之萌芽”。
林炳章在审核矿业公司施工计划、开采情形之时，发现由于缺乏学识和经验，存在着很多未聘矿师，仅用土法尝试，或采掘地点与矿床位置不合情形的情况。林炳章为此发布劝谕，希望各公司聘用专门矿师，或是本国留学东西洋专业矿科及国立矿科大学的高等毕业生兼有经验者。为此，他大力开办矿务教育培养人才，以此帮助矿务更好地发展。设立了矿业讲习所，招收中学毕业生入学，规定3年毕业，以陆钦颐主持教务，共开办二期，毕业生共有70多人，为后来中国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才支撑。
林炳章著《癸卯东游日记》为其实业救国思想之始，兴办电灯厂、酒精厂等为其实业救国之行，保护利权、培养实业人才为其实业救国之绩。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林炳章开福州实业救国之先，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十分注重保护本国利权，抵抗外资侵略，谋求民族工业的长远发展，用实际行动传播了利权意识，彰显出近代福州人赤心奉国的时代风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